一、问题的提出
“截至2019年，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已经达到1073万。”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拍摄了大量有关海外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这让海外生活的华人华侨群体开始走进中国大陆观众视野。最早一部反映海外移民的电视剧是1986年播出的《烽火侨女》，其主要讲述的是归侨女英雄李林的抗日故事，随后又有《传奇夫人》《樱花梦》等。20世纪90年代，怀着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一大批中国人纷纷走出国门，奔向海外，渴望在异域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许多中国人抵达海外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差异等多重考验，最后只得梦断异乡。电视剧《绿卡族》《尊严》《夫妻时差》成功塑造了这一时期漂泊海外的华裔群像，道出了其看似风光无限的工作与生活背后所掩藏的激烈的文化冲突以及身份焦虑。新世纪以来，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经济基础较好的新富阶层，纷纷通过投资扎根国外、开拓海外市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贸的国际化。在电视剧《温州一家人》《温州人在巴黎》《梦在海这边》中，华商们突破重重阻碍，历经举步维艰地创业，最后向世界展示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国力量。
就移民与民族认同的相关研究而言，国外学者多着重探究中华民族的多元认同对中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和中国外交策略的选择。国内学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主要从价值意蕴、时空演进、路径选择等维度展开。在实践研究方面，其大多集中于国内各民族间的中华民族认同建构。在社会结构层面，其关注多民族互嵌社会，如城市民族互嵌社区、农村民族互嵌社区中的共同体建设。在主体层面，相关学术研究主要聚焦瑶族、独龙族和怒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还有不同群体的共同体建构路径，如小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汉族大学生、流动人口、边民、教师和党员干部以及民族团结模范的个体实践。目前，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象的研究，呈现出以中国大陆多民族为主体逐渐向海外同胞拓展的研究趋势，比如探究入籍外裔人士、归难侨、海外侨胞等群体的共同体意识研究，以及从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复兴三个维度展开中国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研究。海外移民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已深深融入世界各国之中，成为联结祖籍国和住在国的重要纽带，也是实现中国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二、电视剧中的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民族认同是“是个体对自身所属民族认知、感情和行为依附，具有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区别我族与他族，是同他民族交往过程中对内的异中求同、对外的同中求异的过程”。在中国电视剧中，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更多地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以及价值认同。
(一)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
历史可被视为一个民族探寻自身过去独特性、跨越时空性的普遍记忆，正如费尔南·布罗岱尔提出的“国民意识”。这种意识提供给人们“故乡”的回忆，使互不相识的人在提到“故乡”时亦能产生“同乡”之情或“同根”之感。共同过去是亲历者们的记忆聚合，共享则是发生在公共空间内的自由交流。即使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也可以通过叙述的途径分享他们的记忆。阿斯曼夫妇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进一步细分，认为交往记忆与新近的过去有关，是与同代人分享的记忆，因而文化记忆因象征性体系的存在能够在不同代际间跨越。电视媒介的意义不仅在于助记忆分工更好地实现、明确同时代人的记忆任务，更在不同时代人群中完成代际传递，以便分享记忆在代际记忆中实现关联，推动记忆的形成乃至认同的实现。
历史记忆的核心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历史认同主要涉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两个方面。首先，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体现在对民族危亡时刻华侨华人支援抗战等历史事件的认同。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通过船舰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诸多百姓流离失所，强烈的生存欲望使得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许多劳工甘愿沦为“猪仔”，为的就是在海外淘金、修铁路能多赚些钱日后回乡置地、盖房、与妻儿团聚。《暗香》中龙二等人以身涉险炸矿只求保住“饭碗”，最终被英属印军发现丢掉了性命。这些脆弱的个体故事成为早期劳工海外生存的缩影。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史上的关键节点，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重要经历。电视剧《东江纵队》中南洋华侨华人纷纷回国，与华南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自发组织起抗日队伍，参与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电视剧《南侨机工英雄传》中三千余名南洋华侨归国不顾前途艰险，共赴国难，撑起了滇缅公路抗战后勤补给线。这些重要历史时段亦成为电视剧形塑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资源，激发了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其次，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表现在对爱国侨领和华侨英雄事迹的认同。在电视剧《烽火侨女》中，李林侨居爪哇十年深受荷兰殖民当局的欺辱，回国深造后正值日本入侵中国，深感无强大祖国作为靠山的痛苦，最终选择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一路北上成长为抗日武装力量的先锋。1940年李林在掩护晋绥边区人民群众撤退时不幸罹难，其英雄事迹被报纸杂志广泛报道，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学习和效仿的“光荣典型”。电视剧《侨魂》中爱国侨领陈嘉庚面对日寇肆意践踏中华大地，不惜重金创办《南洋商报》，大力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鼓励南洋华侨归国参战，为中国抗战提供舆论支持。80年代海外移民题材电视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着力展现爱国归侨对祖籍国抗战的支援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而90年代以后海外移民电视剧将华侨华人的抗日故事则呈现为集体意识的自觉。《千秋家国梦》《南洋泪》《黑河风云》等电视剧中的华侨华人支援祖籍国抗战不再仅是个人意识行为，而是演变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集体行动。共同抗日的集体经历已经由电视媒介的不断复写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形塑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催生华侨华人的多元一体的文化身份，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高地。
(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其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文化认同是个体确认身份的准则，引导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日常行为;是区别我族与他族，是群体特性的判断依据;更是民族国家形塑共同体的民心基础。对于族裔文化型民族模式而言，血缘在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族裔型民族被视为一个“超级家庭”，家庭的组建与维系的唯一依据就是血缘，民族成为拥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基于血缘关系确定的族裔身份成为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依据，因而在重大场合和纪念活动中，“中华儿女”“炎黄子孙”“海外同胞”成为华侨华人的共同称谓。
早期的华侨华人无论是主动地背井离乡还是被动地海外流亡，均渴盼重回故土振兴家业，但长期的海外生活使他们与母体文化逐渐产生断裂，加之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更使华侨华人长期身处在中外文化之外的“孤岛”中夹缝生存。尽管二十世纪之后海外离散的流亡之困已荡然无存，但长期的无根漂泊难掩精神的空虚，他们迫切希望寻找到心灵的寄托，抵达内心生活的栖息之地。
首先，在他者偏见中确证自身文化身份。面对西方主流社会的排华法案和文化偏见，中国早期移民似乎成为了饥荒、贫穷的代名词，大多处于社会的边缘，成为流落异乡的边缘人。20世纪70年代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移民依旧需要面对边缘处境，尽管不少华人拿到永久居留权，但是看似风光无限的工作和生活难掩其所面临的巨大文化偏见以及身份的焦虑。电视剧《绿卡族》中的任大海在洛杉矶追逐电影梦多年，他形象高大帅气一点儿不输美国白人，在片场工作也十分勤勉，但却因黄皮肤的“天生缺陷”郁郁不得志，这种边缘处境已成为他生活工作的一种常态。任大海认识到，所谓的美国白人文化的包容性都是“骗人的”，其他族裔只能是寄人篱下的“二等公民”，唯有在自己的祖国中才能平等地享有做公民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的新兴阶层逐步走进并融入了西方的主流社会，他们大多成为了主流社会中的精英，一改以往矮化、遭到排斥的移民形象。电视剧《纽约丽人》中的汤潘认为，自己想要在欧美时尚文化中立足，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而华人身份以及背后的中华文化就是自己最大的特色。最终，汤潘以“暖色系列”走红巴黎，成为了知名服装设计师。
其次，于文化冲突中自觉维护民族尊严。在关于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历史是非与情感记忆等问题上，海外移民往往展现出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在电视剧《绿卡族》中，当面对忽略历史事实的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卑劣行径时，前往日本谋生的青年阿恺与阿战身上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感油然而生，但是现实的处境使他们无能为力，只能迁怒于一街边醉汉，盗刷其信用卡疯狂消费以示对日本人扭曲侵略历史的惩戒，这种热血行为成为国族主义包裹下的身份焦虑的极端表现。在电视剧《尊严》中，赴美留学的林雪获得了给雇主露易丝当管家的机会，但没想到正式入职之后处处受到其责难，只能吃剩菜剩饭。露易丝甚至以摇铃的方式代替呼唤林雪的名字，坚忍友善的林雪并不足以改变露易丝的种族偏见，最终只能让这场由文化歧视带来的冲突对簿公堂，由华人律师李岩代表林雪在美国法庭唇枪舌战，胜诉的结果让其自身民族尊严在强势的美国文化霸权中发生了扭转。
(三)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指“个体或社会共同体(民族、国家等)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实现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与定向，并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海外移民在中华民族的认同上能够形成普遍共识，根本在于价值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成为当前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目标，亦成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动力。精神共同体才是真正属于人的高级的共同体类型，意味着身处此种共同体中的成员拥有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调。共同的价值取向使海外移民能够摆脱空间的束缚，即使远在海外仍能感受到“近在身边”的情感、“毗邻”的情景以及“共同”的行动，产生一种“在家”的感觉，确认自身的身份意识。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维护祖籍国利益和尊严，将个体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的新篇章。在当代电视剧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儿女身体力行践行和承担的价值使命有所不同。
首先，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海内外中华儿女积极探索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具体表现在有志青年的海外求索和爱国青年的归国参战。在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中，青年周恩来、邓小平等社会主义革命先驱到法国勤工俭学探索救国之道，目睹了法共带领劳苦大众开展革命运动，在共产主义思想的触动和感召下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最终将社会主义思想带回了中国。在电视剧《红线》中，南洋华侨高慕青带着筹集的六亿善款驰援华东战区的新四军，此时上海已经沦落日军之手，在联络站被毁、同伴被捕的情况下，与日寇斗智斗勇，与新四军特别行动组、国民党爱国将士同仇敌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扭转了华东战区的不利局面。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实现国家安全与民族自强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进的目标。电视剧《传奇夫人》中的黄依娇因与一名国民党军官相恋而撤守到台湾，后因婚姻失败而出走至玻利维亚，因为忠诚获得了玻利维亚总统夫人的青睐成为了玻驻台“总领”。历经十余年外交磨炼，黄依娇认为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应对国际外交事务，遂积极推动了玻利维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一外交事件让更多国家看到所谓“台湾政权”的非法性，为新政权日后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赢得了更多主动。与此同时，漂泊海外已久的华侨华人迫切希望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刻画了烽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科学家，突破了重重的阻挠，毅然返回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青春，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推动了我国核工业的发展。
再次，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的驱动力。电视剧《绿卡族》中的林梅并未像大多数华人留学生一样留在美国，追求“美国梦”带来的富足，反而是决定回到中国追求民族的前途。正如她在毕业典礼上所言，“1847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赴美留学，为的是给中国带回民族的希望，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前赴后继来到这里，目标未变，我要像众多前人一样，将学到的知识用于建设我的祖国”。电视剧《走过旧金山》中的丁明扬是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在北美分公司业务出现问题后被派到旧金山收拾“烂摊子”，面对商业竞争对手的频频施压和美国商界的“潜规则”，丁明扬不改正派作风，宁可让公司利益受损也绝不让国家和民族名声受辱，在跨国公司的对垒中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三、中国海外移民认同中华民族的话语表达
在当今世界的各种话语体系中，民族认同往往与“民族精神”“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宏大话语联系在一起。对于海外移民题材电视剧而言，中华民族认同的理念往往是通过共同体叙事、根性意识以及家国想象等话语表达来实现的。
(一)命运共同体:海外移民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路径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祖籍国的中国密切关心和保护海外华侨华人切身利益。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逐渐形成爱国爱乡、寻求发展、追求利益与血缘亲缘并存的局面。个体命运并非由个人能力所决定，往往受制于社会条件，且具有社会普遍性，因此可言个体命运往往是群体命运的象征。个体命运与国族命运相互映射。
以个体生命经历折射家庭(族)命运的共同体叙事。个体生命如同风雨摇曳中的“浮萍”脆弱不堪，个体生存的艰辛也成为同一时期海外谋生家庭(族)命运多舛的提喻。电视剧《风雨唐人街》中阿贤为救李平湖卖掉了自己的妻子阿蕉，为救阿楠让自己的儿子曾熙流亡南洋十五载，其整个家庭(族)被置于艰难的个体生存叙事之中亦变得难于完整。电视剧《梦在海这边》中的肖战夫妇先后在计算机和医药学领域站稳了脚跟，而电视剧《穷爸爸富爸爸》中的冒牌“陪读爸爸”王富贵也在女儿获得奥数奖牌出名后意外成为了百万富翁。不同的个体命运折射家庭(族)命运的背后，更是预示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以个体生命抉择隐喻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20世纪2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扩张，将矛头指向中国。国家破败不堪，民族命运前途未卜，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电视剧《南洋有情天》《红线》《我的中国心》《南侨机工英雄传》等真实反映了海内外中华儿女联合抗日的过程，并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抗战胜利能确保民族国家独立和人民的生存自由，而抗战失败意味着对祖国以及华侨华人个体的命运所造成的悲剧是难以估计的。由此，海外华侨华人深刻认识到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是截然不可分的，援助祖国抗战应对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危机，实际上是在解救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双重书写。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刻画了烽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归国青年群像，他们突破了重重的阻挠，毅然返回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青春和才华。电视剧《中国制造》中的陈鲁，赴苏联学习飞机制造归国后参与了“运五”的研制，使新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让中国制造成功翱翔蓝天。
以国家间通力合作承载人类未来命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电视剧将国家视为承载人类命运的个体，使国家发展与人类命运形成良性互动的正向激烈关系，真正实现个体命运与人类命运的和谐统一。《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我的娜塔莎》《黑河风云》《出洋》中的战火硝烟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到2000年以后，展现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场景逐渐增多。从电视剧《维和步兵营》的局部围剿到《反恐特战队之天狼》的网络阻击，从电视剧《基因之战》的中美科学家联合抗疫到《一起深呼吸》的联合援外医疗队，从电视剧《早安白桦林》的中俄联合缉毒到《刑警之海外行动》中横跨三大洲的海外合作执法，这彰显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宗教组织的决心和毅力，以及愿意为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中国责任”。电视剧《援外医生》中被解救的开矿工人，《一起深呼吸》中地震过后婴儿的呱呱坠地，无不是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危机因合作而得以化解，生命得以延续并不断获得新生的暗示，也让观众看到了全人类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合作体系显露雏形，崇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正加速形成，成为全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
(二)“根性”文化:海外移民中华民族认同的根脉
从春秋的“黄炎之后”到元代的“二帝子孙”，从民国的“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的普遍共识，再到如今海内外中华儿女同根同源的广泛认同，根性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文化内涵，其实质上是基于血统渊源产生的同源共祖的伦理观念。“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传统华人社会按照方言和宗亲体系组织起来，在侨居地保留了中国的宗教崇拜和风俗习惯，形成了华人社会的独特性”。语言运用潜移默化影响了使用者的认知或意识，构筑其文化底蕴与根性意识。共同的语言、思维方式、民族风俗将海外华人凝聚成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中华文化网络圈层，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同胞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其中的同源同流之血脉深情主要表现在，其一，对家族历史的追思与共同祖先的缅怀。在电视剧《千秋家国梦》中，美籍华裔徐子维作为徐氏家族的第七代子孙，早年与父亲移居美国，但父亲的严厉教育使儿时的子维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耻于做中国人而离家出走。徐子维父子的和解和身份意识的重新认证是在许父逝世后留给子维的徐氏家谱。徐子维感叹先辈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忠贞情怀，而羞于自己对国族历史的无知，最终决定留在中国，延续徐氏家族的千秋家国梦。其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的继承与发展。“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典型文化符号，舞龙、龙舟竞渡等活动历来受到海外华人的重视，既可以让观众从中享受阖家欢乐、普天同庆的气氛，表达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还可以向外国人展示事业的成就和红火的希望，以此摆脱海外生活造成的边缘心态和危机意识。在电视剧《风雨唐人街》中，华侨首领梅锡麟遵循中国传统庆祝仪式的方式邀请舞龙舞狮队伍在女儿的百岁宴上表演。在旧金山华人商会成立仪式上，整条唐人街悬挂了龙旗和红色灯笼，以传承姿态延续着民族根性的文化符号。其三，对中华历史文化名人、经典文化事件的形塑与歌颂。以历史文化中的人物和事件抒发“乡愁”情怀，其不只是表达了对屈原、岳飞等文人骚客、忠胆志士志行高洁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歌咏，更传达了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思念。在电视剧《暗香》中，南洋华侨金老爷在自家会馆供奉了关公雕像，祈祷生意兴隆，小本经营的华人商贩多在自己门店上贴上关公画像。海外华人对关公的信仰不仅注重神祇内涵，更注重其人格内涵，关羽的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象征，成为凝聚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的精神支柱。显然，根性意识有利于海内外华侨华人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家国想象:联结中华民族家与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我”及“我”所属物的世界是空间的一部分，所属物提供的支撑和载体所构成的世界，能给予自我以持久和稳定之感。任何一个群体想要稳定下来，必须设法为自己创造一个地点并加以保护。这个地点不仅成为了群体成员交流的场所，而且是身份和认同的象征。所以，群体极容易在空间这个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成一个共同体，即使该群体脱离了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这一空间思维常常表现为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而家与国通常是可以互相指代、隐喻甚至是替换的能指。“家”的观念根深蒂固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以此形成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心的生活方式。因此，“家”不仅是一种物理建构，建立在房屋、土地之上的实体，而且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心理投射以及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国族意识，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
首先，作为居住空间的家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居住空间与身份息息相关，住宅不仅是人的居住空间，更是社会阶级差异与区别的体现。早期移民居住的空间是草棚、竹楼，环境极为简陋，且多为群体性聚居，这也凸显出当时劳工身处西方社会的底层。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生已成为海外移民主体，但多半是寄人篱下居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尽管群体聚居已不多见但居住环境依旧简陋破败，暗合这一时期华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改变。新世纪前后，电视剧中开始出现现代化的“家”的意象，一改以往的灰暗阴冷转变为明亮温馨。《故乡的云》中家是文化交融的住所，是方勤建造的一种理想生活空间。《纽约丽人》中的家是充满烟火气的幸福之家，是汤潘可以和爱人厮守的港湾。这与华人在西方社会获得认可和事业成功是分不开的，成为华人逾越社会阶层实现海外梦的特例。
其次，作为心理投射的家是社会关系的联结。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父系家长制的大家庭，亲族中的辈分和年龄通常决定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辈分和年龄在氏族社会享有强制的权力，这是形成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也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的稳定在于结构的静止，人的社会关系固定，派生人与地的关系固定，形成血缘和地缘合一的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导致即使发生人口迁徙，移民社群始终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否定空间上的分离，这种血缘社会形态极易被移植到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中形成“类血缘社会”，如劳工集聚地、留学生社团。这显然与中国人倾向于在家庭/氏族中解决生活问题的观念是截然分不开的，即使离开原初的社会团体，他们还是会不断寻求并设法建立一种类似氏族性质的联结，以便确立自身的地位、获得的报酬和应尽的义务。但是，类血缘社会所形成的团体，这一社会关系的基础不再是天然的、自明的，同时这一关系也最难维持，容易受到干扰和破坏。因此，团体中必然有人会扮演父亲的角色，承担决策者的功能，如《风雨唐人街》中的梅锡麟在华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为之奔走和谋取利益。《梦在海那边》中的肖战在两位留学生遭受餐厅老板克扣工资时出手援助。《维和步兵营》中的戈向东在利比亚局势动乱后组织员工撤离，在几位员工失去联系后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这些主角在各自的群体里承担家长的角色，从处理群体日常事务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信赖感，进而形成自然的权威。
再次，作为精神寄托的家是国族观念的象征。“家”与“国”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中两个基础的社会政治组织，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根本，因此也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模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将个人、家庭、国家作为统一的整体。家国情怀正是源于“家国一体”的思想，家成为国家、民族的微观形态，而国族则是家的宏观结构，两者紧密相连，互为映照。家国情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象征，“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乌托邦”，因此重视精神世界的“家”的归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凸显强烈的国族意识。电视剧《漂》中的陈兆禹青年时期经历了国破家亡，但作为中国人必须重返祖国的心愿一直深扎在他的心底，成为他一生的奋斗信念。电视剧《南侨机工英雄传》中方天海和郁兰亭这对革命伉俪迫切想拥有自己的温馨小家，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只能将这一愿望埋藏心底，以挽救国家危亡为首要己任。可见对家的向往在根本上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向往，建立小家或回归小家也仍是回归到民族和国家之中，国家和民族才是个人和家庭的最终精神归宿。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则是建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海外移民作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繁衍生息的群体，他们虽已离开故土，深深融入当地社会之中，但是其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在海外世代传承着中华文化。
正是由于海外移民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的中坚作用，因此从作为祖籍国的中国视角出发探讨海外移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问题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电视剧逐步勾勒出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日常景观，凸显出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以及价值认同。民族文化的稳定性与持久性表现为明晰的历史渊源，海外移民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常与新近的过去相关。近现代的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之所以能成为电视剧反复呈现的文本，是便于海外移民以较为稳定的回忆锚点找到“故乡”。中国海外移民强化与祖籍国难以割舍的亲缘情感，甚至能将海外移民的个体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形成难以分割的“命运的共同体”。在具体的电视话语表达上，电视剧以同源共祖的血缘伦理为根基，家国互构的想象关系为纽带，以及通过家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叙事路径，隐喻海外移民应有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这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指向与情感基础。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