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根脉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其理论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既有哲学的思辨性，又有诗性的智慧。站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角度看待中华传统文论，坚持守正创新，贯通古今，让传统文论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焕发出当代活力，并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因素，是我们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课题。
守正创新，擦亮传统文论的鲜明特色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华传统文论的民族特色受到特别的重视，基于“古为今用”的原则，古典文学与古典文论研究领域开始探讨与争鸣。八九十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多次年会，都有探讨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专题，而且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研究越来越深入。古代文论研究专家徐中玉曾用“尚用”“求真”“重情”“重简”八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传统文论的特点，文学理论家童庆炳则从“气”“神”“韵”“境”“味”五大基本范畴探讨传统文论的民族特色。这些都为辨识传统文论的民族特色和推动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基础。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对传统文论的特性体认和辨识清晰，更有利于守正创新。从中华文化的五个突出特性出发，从民族文化价值、民族思维方式、民族审美习惯等方面去把握与辨识传统文论，可以看出以下六大鲜明特色：
一是注重文艺的人文价值和精神意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价值观，重视的是人文思想、伦理道德和精神信仰的建构，在文艺创造上追求的是艺道合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即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艺”则是显道、明道的人工创造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专论文道关系，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出发阐述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并奠定了“心”在文艺创造中的主导因素：“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中国文艺注重人生与艺术、个体和社会的和谐统一，注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和精神提升，以及化人成人作用，甚至将“立言”当作人生“三不朽”的功德之一，作文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说法从先秦以来就一直贯穿在传统文论中，并成为一条连续的主线。尽管“道”的含义有所变化，有所增减，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伦理学说在宋明之后逐渐转移到以人的主体精神和艺术规律为主，但文艺对“道”的追求和对“艺道合一”推崇的连续性是非常明晰的。
二是注重从中国文学经验出发进行理论原创。中国早期文艺的发生发展是“诗”“乐”“舞”三位一体，注重的是人的情感的抒发。《礼记·乐记》总结了先秦时期的音乐理论，认为人心感于物而形于声，并提出“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汉代的《毛诗序》总结以往的儒家诗论，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南朝的梁时，诗论家钟嵘又总结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感物而动、崇真尚和的抒情传统，就建立在中国文艺以人的情感为创作主体、以抒情文体为主要文类的文学经验之上。由此，中国文艺凸显出以情感体验和用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独特面貌。感物而动、言志、缘情、观物取象、随物宛转而与心徘徊、气韵生动、意境、神韵、传神、形神统一、以情为真、真幻合一、以虚写实、虚实结合、虚静、妙悟、兴趣、滋味等一系列理论范畴、命题、术语，成为中国传统文论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虽然这些理论总结最早建立在以诗赋为主的抒情文体基础之上，但后来的戏曲与小说，也尊重并延续这样的传统，在创作中有所体现。当然，中国文学的另一支传统即叙事传统也在诗赋中蔓延，到戏曲、小说之后得到更充分的发扬光大，形成成熟的中国叙事，孕育出伟大小说《红楼梦》。
三是崇尚艺术生命的有机统一。中国文艺一直强调文艺是有机的生命体，不仅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的艺术品，也是与天地万象相交、与时代社会相连、与人的身体血气相关的产物。文学不可脱离自然、时代、社会和人际关系，评价文艺作品也就要做到知人论世，“因声求气”，看到它与天地万物、社会万象的有机关系。而艺术作品也犹如人一样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鸢飞鱼跃，生机无限。艺术作品具有生命的意义和特质，具有生命的层次和结构。理论批评家论文常以拟人式语言加以论述，“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又有“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的说法。或者将有生命的植物喻文，“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作文需要做到“文以气为主”“气盛则文畅”。艺术家的修为也在于“养气”，要吸收天地正气、时代浩气、文化传统中的真气，“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四是以审美为中心的批评标准。传统文论在先秦时期强调诗的政治、外交等的功用比较多，这与当时的礼乐制度相关，但从魏晋开始，以政教为中心的批评标准转向以审美为中心的批评标准。陆机的《文赋》首开先例，将诗赋从杂文学中列出来专门论述，而且对诗赋的特征提出了审美的要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缘情体物”是诗赋的特征和审美方式，“绮靡浏亮”则是对文辞的审美要求和标准。这之后，“神思”“风骨”“隐秀”“滋味”“意象”“意境”“兴象”“兴趣”“神韵”“性灵”“本色”“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都以探索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和建立以审美为中心的批评标准为内容。
五是丰富生动的艺术辩证法。传统文论追求人和艺术作品与“天”与“道”的高度统一，在强调物我贯通、情景交融中，重在建构艺术作品内在的生命结构和律动，在心物关系、情景关系和创作中的内部规律上就非常重视艺术辩证法。在创作准备的心态上，讲究虚静，虚则纳万物；进入创作中，则强调在虚与实、有与无、显与隐、形与神、言与象与意、象里与象外、有限与无限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从而创造出意义和内蕴都深厚而宽广的艺术空间。中国文学与书画艺术中的空白理论是艺术辩证法最突出的表现，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虚拟与假定更是将艺术创造中的辩证法体现得淋漓尽致。
六是开放包容的理论姿态。传统文论中的理论术语、命题和范畴从来不是固定而是开放的，随着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的阐释，术语意义的延伸、命题的扩张、范畴的充实在不断地进行中。一个“气”字，可以延伸、扩展为二十余种意义，它以基本意义为中心，呈放射性的圆圈方式可以构成以“气”为主的几个意义群，从而涵盖各门艺术。像“意境”这一个范畴，从魏晋的“言、象、意”开始，历经唐宋元明的不断丰富，并吸收与消化了印度佛学中关于“境”的理论，至晚清而在王国维手里铸成大气象，成为最有特色的中国文论理论范畴。就是在王国维那里，也有了吸收西方理论的因素将其糅合进中国文论之中的实践。
贯通古今，推动传统文论以新的面貌融入时代
在明晰传统文论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在如何贯通古今、让传统文论焕发当代活力上下功夫，让传统文论以新的面貌真正走进当代、融入当代，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创新创造因素。
贯通古今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打破古今的界限，从当代的理论眼光和视野去阐释和开发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文论并非只是固态的文化遗产，而是可以通过当代阐释使其意义通向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中获得新的意义，焕发出当代活力。比如传统文论中的诗教传统，其文化价值取向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诗教传统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道德和育人成人的作用，以及“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与途径，在今天的文化强国建设中不仅要继续沿袭而且要发扬光大。又比如“知人论世”和“知音”的批评理论，从作家与接受者两个方面切入，其理论价值是可以直接进入当代文论的。“知人论世”讲的是以作家为中心，了解作家的身世、家世、经历、个性、学识、情趣等，也了解他与社会、时代的联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他所创造的文本，这比西方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割断文本与作家与社会的关系要来得更为全面。“知音”则是从接受者角度，在审美的层面接通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联系，说的就是接受者在欣赏和批评时必须具有“音乐的耳朵”问题，涉及接受者的艺术修养和前理解。“知音”在传统文论中早已不限于听琴者和操琴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艺术欣赏与批评的美学术语，而“高山流水”也成为“知音”的代名词。
贯通古今要在接通今人与传统文论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从术语、概念的转化和在当代文论中的运用上下功夫。传统文论所面对的文学类型与当代有差别，传统文论理论表述的方式和语言与当代也有差别，如果硬搬传统文论的概念、术语来评论当代文艺，显然有刻舟求剑之愚。但是，传统文论的某些概念和术语在今天依然有效，并得到广泛运用，那就应该让它焕发当代活力，使之在当代文论中继续发挥作用。比如“以形写神”“传神”“意境”“以虚写实”“有无相生”“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简淡”“平淡”“圆美”“情趣”“余味”“自然”“奇幻”“婉约”“狂诞”“法度”“沉郁”“本色”“气脉”“超逸”“言不尽意”等。而另一些术语和理论命题，通过阐发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能为当代文论的构建提供理论参照，比如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从当代符号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现代阐发，可以找到许多丰富的理论启示。这一类理论命题的阐发还有很多，需要研究者多去探索。
贯通古今要处理好与西方文论比较的关系，在世界文论的视野下树立中华传统文论的地位和价值。在认识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与当代活力时，很容易在与西方文论的比较中迷失自我，比如经常讨论的传统文论是否具有理论体系问题，实则是从西方文论的理论体系出发去衡量传统文论，所谓“潜体系”的认可也是从“显体系”的比较中给传统文论定位的。实际上，传统文论是一种诗性思维，自有它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硬拿它与西方文论的逻辑思维体系相比较是不合适的，应该从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和理论表述方式去肯定它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肯定与发掘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使其焕发当代活力，让中华传统文论的光辉闪耀于世界文论的园林。
（作者：蒋述卓，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主任委员）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