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对内反对封建专制、对外抵御列强入侵的时代大势下，建立以广泛的人民民主、各民族和各阶级共和为基础制度的现代国家，成为近现代我国人民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正是在此背景下，汉语中“中国”一词的主要含义转变为我国的正式名称。

与辛亥革命之后相比，之前“中国”词汇的含义，既与之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又有根本性的不同。关于何为“古代中国”，大体有两种观念。第一种即词汇观念中的古代中国。大体而言，古代“中国”词汇的含义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由先秦时期地理上的中部之城或“中土”的概念，演化为秦汉至清代时期定都中原的历代王朝和汉族政权的代名词（或者在与西方相对时，成为东方政权的指代）。但此种意义上的古代“中国”，主要是华夏族—汉族对中原地区、自身族群及其政权的称谓，不能代表现代中国之全部祖先和既往历史。第二种即史实意义上的“古代中国”。它基于近现代中国人民之全部祖先与既往历史；并且与含义不断变迁的词汇上的“中国”观念相比，是一个更具深层次意义、并长期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的有机整体，可谓真正的古代中国。稳定的人民群体代表的持续传承性以及核心国家等代表的社会凝聚力，构建起史实意义上的古代中国。

整体而言，史实意义上的古代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代中国的人群和地域基础大体奠定。第二，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古代中国的中心区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至二里头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的核心国家——二里头国家，它开启了中国政治格局从多元到一体的进程。第三，秦汉时期，仍然定都中原的汉族国家疆域空前扩大，周边也有若干其他族群建立的国家同时兴起。在不同阶段，这些政权时分时合，但融合为大势。第四，在元明清时期，元代和清代国家真正实现了古代中国政治上的一统，奠定了近现代中国整体社会格局的基础。

在古今中国的变迁历程中，一方面，中国的整体社会格局不断变化，而各个区域及人群始终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地域、人群、文化等要素始终保持稳定和传承，并且不断走向融合与一体化。其中，稳定人群的持续融合是其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中国从古至今的传承性，其内在过程和主要动因也正在于古代中国人群的稳定性和持续融合，以及核心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相对统一的文化等因素提供的长久凝聚力。稳定的人民群体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征和因素，史实意义的古代中国的本质即古代人民之中国，这与人民民主的现代中国的本质相同。现代中国是现代中国人民之中国，而未来中国仍将是中华民族子孙之中国。

对于史实意义上“古代中国”观念的建立，考古学提供了重要支撑。如习近平总书记的评价，我国考古工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相关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论述多与考古学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视察暨南大学时，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鼓励全体师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突出特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既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突出特点，也预示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趋势。结合考古学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见现代中国之创新性、和平性正是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继承，是古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表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揭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考古学研究的独特优势和重要贡献，而将五个特性进行细致研究、广泛传播、向外弘扬，则是党和国家赋予每个考古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